[140509] 亞洲地緣政治成為全球原爆點

2014年5月9日 魯賓尼(Nouriel Roubini) 

亞洲地緣政治成為全球原爆點


當前最大的地緣政治風險不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核擴散衝突,也不是如今從馬格裡布 (Maghreb) 一路延伸到興都庫什山 (Hindu Kush) 的動盪帶來的長期失序風險;甚至也不是俄羅斯和西方在烏克蘭問題上陷入第二次冷戰的危機。

當然,所有這些都是嚴重風險;但沒有一個可以與保證中國和平崛起的挑戰相比。正因如此,日本和中國官員及分析師將兩國關係比作一戰前夕的英德關係的消息,尤其令人揪心。

中國及其數個鄰國之間就爭議島嶼和領海的糾紛(始於與日本的衝突)僅僅是冰山一角。隨著中國日漸成為經濟強國,它愈來愈依賴航路進口能源和商品,這意味著它需要發展一支遠洋海軍,保證中國經濟不會因為海陸通道被扼而受到掣肘。

但中國眼中的必要防務建設在其鄰國和美國眼中 , 變成了侵略和擴張主義。而美國及其亞洲盟國眼中的必要防務建設──進一步擴大地區軍力以應對中國崛起──在中國眼中則變成了遏制性的侵略動作。

從歷史看,每當新大國崛起並面對原來的大國時,軍事衝突往往隨之而來。無法適應德國崛起導致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日本與另一個太平洋大國──美國之間的衝突將亞洲拖入了二戰。

當然,歷史沒有鐵律:中國及其對話者並非只有重演歷史一條路。貿易、投資和外交,可以彌合日盛的衝突。果真如此嗎?

歐洲列強最終對相互殺戮失去了興趣。面臨蘇維埃的共同威脅和來自美國的援助,讓歐洲國家創造一套促進和平與合作的制度,並走向了經濟和貨幣聯盟,現在正在向銀行聯盟靠近,未來更有可能形成財政和政治聯盟。

但亞洲不存在這套制度;在亞洲,中國、日本、朝鮮、印度和其他國家間的歷史恩怨仍然觸目驚心。即便在亞洲兩大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和韓國之間也在二戰前和戰時「慰安婦」問題存在巨大分歧,儘管日本在20年已經道歉。

亞洲大國間的這一緊張局面,為何會變得如此嚴峻?

首先,亞洲強國剛剛或即將選出比前任更具民族主義精神的領導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韓國總統朴槿惠、有望成為印度下任總理的莫迪(Narendra Modi)都屬於此類。

其次,所有這些領導人都面臨著艱巨的挑戰。挑戰來自採取結構性改革從而在全球經濟局面不利於舊模式的情況下,維持令人滿意的增長率的需要。中國、日本、印度、韓國和印尼需要不同類型的關鍵結構性改革。如果這些國家中一國或多國領導人不能在經濟領域取得成功,就會感到政治壓力,促使他們將矛頭指向外國「敵人」。

第三,許多美國的亞洲(和其他地區)盟友對美國最近的戰略性「轉向」亞洲是否可信,心存疑慮。美國面對敘利亞、烏克蘭和其他地緣政治熱點的危機反應冷淡,讓美國的亞洲安全墊看起來漏洞百出。如今中國正在檢驗美國保證的信譽,美國的許多友邦和盟國──從日本開始──大有自力更生解決更多安全需要的勢頭。

最後,在歐洲,德國接受了二戰罪責,並在建設今天的歐盟過程中起到了幾十年的領導作用;與之相反,亞洲國家之間沒有這樣的歷史諒解。結果,在戰爭恐怖過去了幾代人的時間後,沙文主義情緒仍在潛滋暗長,而能夠鑄造經濟和政治合作的制度仍然十分脆弱。

這就構成了一個致命組合,最終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關鍵地區爆發軍事衝突。美國怎樣才能「可信地」轉向亞洲,又不讓中國感到遏制圖謀,或讓美國盟友感到其對中國採取綏靖態度?中國如何建設強國所需的合理防禦軍力,又不讓鄰國和美國擔心它試圖吞併爭議領土、謀求亞洲霸權?亞洲其他大國如何能夠相信美國會支持合理安全需求,而不放任它們在中國主宰下走向「芬蘭化」?

亞洲地區──以及美國──領導人需要大智慧尋找外交方案,解決亞洲眾多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緊張局面。在沒有支援下,很難確保和平與繁榮可以蓋過衝突和戰爭的危機。

作者為魯賓尼全球經濟學 (Roubini Global Economic) 主席,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教授。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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