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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 美國的「第四彎」危機

2011年10月11日

信報研究部 投資遠見

新「第四彎」預言

史威廉和侯尼爾指出,撰寫《第四彎》時(1997)的美國處於第三彎後半階段,雖然歷來每次世代轉折事前都鮮有迹象可稽,例如1929年10月,但他們分析認為第三彎約在2005年結束,跟着來的第四彎的危機催化劑可能是財政危機的困擾;環球恐怖集團炸毀航機,並宣稱擁有可携帶的輕型核武(portable nuclear weapons),美國及其盟友展開先發制人攻擊(preemptive strike);總統與國會就財政預算問題互不讓步,導致所有政府機關停擺;發現有傳染性的新病毒,有人受感染致命引發社會不安;獨聯體國家與俄羅斯發生爭議,俄羅斯威脅出兵,伊朗宣布與俄羅斯結盟,金價與油價飆升……等。

兩人強調,危機事件未必跟足「劇本」演出,但小小一點火花便足以引發經濟政治軍事等等的連鎖反應,他們特別指出,危機爆發後受最大打擊的各類金融市場。

美國的「第四彎」危機

宏觀經濟以繁榮和衰退兩種形態循環發展,股市則以牛熊周期輪替,「舊末日博士」麥嘉華的投資通訊報告亦以The Gloom, Boom & Doom為名反映經濟盛衰交替常態。美國有兩位學者研究更發現,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以至美國過去500多年歷史由四類典型世代串成,每個世代的「世情」約80年重複出現;鑑古豈止知今,也可因應新世情未雨綢繆,尤其是現在重臨的為80年前政經大事均震動全球的世代。

人類最初有關周期的概念相信源於觀察大自然各種現象,晝夜輪轉、日月盈昃及花草枯榮都有一定周期循環,初民的作息、狩獵及耕種等活動也順應自然韻律並逐漸組成群體社會,經驗和智慧累積及傳承構建人類文明。儘管人類社會結構愈來愈複雜,成長過程的社會風氣對當代人的價值觀和行為也有影響,但美國歷史學者研究指出,自15世紀後半葉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1459-1487)至1997年,英美(Anglo-American)歷史由4個世代周而復始組成。

歷史學家史威廉(William Strauss,1947-2007)與侯尼爾(Neil Howe,1951,歷史學家、經濟師及人口統計學家,投資策略顧問公司LifeCourse Associates總裁)在他們合著的《世代》(Generations,1991)提出,盎格魯撒克遜人1584年殖民北美洲之後的美國歷史世代周期之說,並創立了「史侯世代理論」(Strauss-Howe generational theory);1997年,兩人將「史侯世代理論」作進一步演繹,於1998年出版的《第四彎》(The Fourth Turning)羅列美國各個世代周期現象,預警美國快將進入危機叢生的第四彎。兩人並將理論付諸實踐,成立LifeCourse Associates因應四個世代經濟情況部署投資策略。

《波士頓環球報》的David Kaiser的書評指出:「讀完The Fourth Turning不期然有一種混和恐怖與緊張的感覺……假如史侯兩人的觀點正確無誤,他們將在美國最偉大預言家名冊中佔一席位。」

四個世代特色

史侯借伊特拉斯坎(Etruscan,12 B.C.-1 B.C.,地理位置為現今意大利半島及科西嘉島)的用詞Saeculum(原意為一個人或一代人口全部轉換,或一個城市文明由出現到滅亡的年期,平均約107年,傳說上帝賜予伊特拉斯坎文明10個Saeculum)將美國劃為7個有代表性的Saeculum【表】,每個Saeculum約延續80年,其中包含各有特色的情緒高漲(High)、覺醒(Awakening)、分散(Unraveling)危機(Crisis)等4個井然列隊輪替的世代,英美社會過去500多年來約20年即有韻律地由一個世代「彎」(turning)進另一世代,各個世代由不同典型的領導治國:第一彎(First Turning)的治國人物是有遠見(Prophet)的領導之才型【圖】,這世代的社會特色國民情緒高漲(high);第二彎由遊牧型(Nomad)領袖治理,特色是對公眾秩序提出質疑,新價值觀訴求熱情澎湃的世代;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興起、法制(institutions)權威減弱,舊公眾秩序朽壞是第三彎世代的特色,由英雄型(Hero)領導;管治第四彎的是文藝型(Artist),各種危機湧現,長期的激烈民眾示威活動驅使當局改革。兩人根據1997年的社會現狀分析,美國正處於第三彎後半期,估計第四彎約於2005年開始。

兩位歷史學家根據人文社會周期去推測政治經濟局勢變化,不少人或認為缺乏科學理據而感到難以置信,因此史侯合著的《第四彎》以及較早期的《世代》、《第13世代》(13th Gen,1993)並沒有引起各界太大反應,但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環球政經形勢轉變,《第四彎》提到的危機預言相繼應驗(另稿),「史侯世代理論」重新引起關注,2009年9月28日著名政經評論員John Mauldin(牛眼John)在他的通訊專欄即節錄侯尼爾9月中接受Casey Research有關「第四彎」的訪問。

英雄「遲暮」的挑戰

侯尼爾回答Casey關於四種世代典型指出,首先是英雄型,他們在備受保謢的早一兩個世代中成長,在國家出現危機時剛好是「初生之犢」不畏困難的年齡,若成功化解危機,到壯年時有機會晉身國家權力核心,一戰期的大兵世代(G.I. Generation)便是例子之一,但他們晚年時卻會遭受年輕一代不同意識文化的挑戰,例如1960年代興起的嬉皮(hippies)和民間各式各樣的抗議。緊接英雄型出場的是文藝型,他們在危機環境中成長,因此孩提時受到比英雄型更周到以至過度的保護,由於剛經歷的危機餘悸未消,他們有避險傾向,不願意隨便改動上一世代帶領國家度過危機所訂定的法制,典型例子是二戰後的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他們大多數比較早婚過安定的家庭生活。

文藝型之後是遠見型,他們在危機後、物質豐足、新文化激盪的環境長大,培養成為擁護道德主義和堅定價值觀的領袖和家長,到年老時甚至引導國家捲入外國的社會或政治危機,這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二戰後的嬰兒潮。最後是遊牧型,他們在文化覺醒社運活動洶湧的1960及1970年代成長,假如遠見型是受縱容放任的一代,遊牧型的童年可算是被遺忘的一代,亦因此鍛煉成獨自面對難題的性格,他們長大後不相信基本的社會道德法制,拒絕任何束縛,崇尚(利己)個人主義,但缺乏關懷長大的遊牧型卻是溫情洋溢的父母,他們反而願意花更多時間在家中陪伴孩子。遊牧型到現在已步入中年,侯尼爾認為,假如他們有機會成為領導人,遊牧型性格的處事方式會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有關四個彎的宏觀形勢和應對方法,下星期再引述侯尼爾的分析。

第四彎.二之一

策劃:信報研究部

撰文:徐天任




2011年10月18日

信報研究部 投資遠見

「第四彎」投資策略

時空與人事改換,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不同年代發生的事件有時卻又驚人地相似;史威廉和侯尼爾兩位歷史學家根據他們研究的「世代周期理論」,在1998年出版的The FourthTurning預言的「第四彎」危機催化劑進入千禧年後陸續出現;在「歷史注定」政經危機多發的「第四彎」應怎樣投資,侯尼爾說……

史威廉(William Strauss,1947-2007)與侯尼爾(Neil Howe,1951)早在1980年代後期研究人口世代有一重大發現:英美民族(Anglo-American)自1584年以來的歷史是由四個世代輪番編織而成,但即使兩個相鄰世代(年齡差距約20至40歲)的人,他們的行為、性格以至對社會及國家的身份認同都完全不一樣,四個不同世代出生的孩子長大成為社會主流便形成各具特色典型世代,長期危機(secular crisis)每隔80年便會出現【圖】,兩入並將研究心得寫成《世代》(Generations,1991);他們合著的《第四彎》(The Fourth Turning,1998)又將世代取名為「彎」(Turning),四個彎連接而成的周期稱為Saeculum(詳見2011年10月11日〈美國的「第四彎」危機〉 )。

史侯兩人將Saeculum四個彎比喻作一年四季,《第四彎》第一章〈寒冬再臨〉表示:美國人雖然在一個相對昇平及舒適的環境生活有10年,不久之前徹底打敗了社會主義,商業景氣周期又延續上升,但民眾對國家前景卻不感到樂觀,對商業機構、政府、教會、報章的信任程度屢見新低,對社福措施的依賴程度則加深,中產階層體積萎縮,市民投票意欲跌至低點,個人(利己)主義強化,人們關心自己多過社會;以上種種負面情緒都是第三彎的典型現象【表】,顯然(1997年的)美國已處於千禧世代(Millennial Saeculum,1946至2026?)深秋時分。

最壞情況未完全浮現

侯尼爾2009年接受Casey Research訪問指出,Saeculum每個彎不但塑造了當代的人文社會風氣,連國家決策也會受影響。以美國近代史為例,1915年5月1日,Lusitania(當時航速最快的郵輪,專線航行連接英美的大西洋)由紐約啓航前往利物浦,在5月7日靠近愛爾蘭海岸時遭德國魚雷擊中沉沒,船上1924人喪生,其中114個是美國人,美國政府的反應是通過外交渠道與德國談判;1917年1月16日,英國情報機關截獲一封德意志帝國外交秘書Arthur Zimmerman發給駐墨西哥大使Heinrich von Eckardt的加密電報,內容建議德墨兩國結成軍事聯盟,倘若美國投入歐洲戰爭,墨西哥便「抽美國後腿」,Zimmerman開出的條件是戰事結束後幫助墨西哥討回1840年代被美國佔去的大片土地。英政府立刻將電報送交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任期1913-1921),美國政府將該份電報於3月1日公開後激起全民震怒,而華府則於4月6日向德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由Lusitania事件到美國參戰前後相隔兩個多月。1941年12月7日,日本戰機偷襲珍珠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任期1933-1945)翌日同時向日本和未有參與軍事襲擊的德國宣戰。

侯尼爾指出,同樣是敵意針對美國的事件,在第三彎和第四彎的不同「大氣候」影響之下,政府及民眾的反應亦大有差別,這也是他和史威廉根據世代社會情緒(social mood)或每個彎的特色以推斷宏觀人文及政經變化循環的邏輯基礎。《第四彎》出版之後,美國「果然」發生多宗大事件:2001年「911恐襲」、美國海外用兵、2008年金融危機、府會財政預算爭拗、債務急增……,另外還有俄羅斯2008年揮兵入侵格魯吉亞軍事干預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獨立、金價及油價創紀錄高位等等政經大事;當然不可能每件事作出具體描畫,但危機事件輪廓都在《第四彎》裏「有言在先」(請參閱2011年10月11日〈新「第四彎」預言〉 )。2009年侯尼爾在Casey的專訪補充:「他有75%信心美國開始進入第四彎,如果以1到10級評估第四彎危機最壞情況,目前只不過是2或3級。」

投資基建及國防工業

既然第四彎可能維持約20年之久,Casey亦抓住機會詢問在這危機世代應如何投資。侯尼爾首先分析宏觀形勢:第四彎通常會是大政府時代和由一個政黨主導,雖然他仍未完全肯定剛上場的民主黨是否可以長期支配政策,但相信聯邦政府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大前提,保護主義抬頭,自由貿易將會受威脅,以及收緊移民政策。在國內政治上,1982後出生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 generation)將成為第四彎的主流,他們由於成長環境而衍生偏向中產價值,因此政府政策將會向中產階層傾斜,包括配合中產階層的需求、消費以至價值觀,而富裕階層將會成為受針對目標,但政府也不會推出更多福利政策讓貧困階層受惠。

綜合第四彎的人文社會趨勢分析,侯尼爾看好基建工業,1860年代的內戰、19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政府都是鼓勵基建振興經濟,前者有創紀錄的鐵路系統規模建設,後者有全國公路和跨省高速公路等。基於估計政府政策維護中產階層,生產商須考慮產品是否投中產所好。此外,歷來第四彎多會爆發大型戰爭,侯尼爾也希望新科技及國際新形勢可以避免出現大規模軍事衝突,但防患未然,他認為國防工業仍是很理想的投資,包括偵測利用小型武器襲擊的新科技系統,以及減少人命傷亡的例如戰地機器人研發工業。

侯尼爾表示,危機事件畢竟無法準確預料,在危機頻仍的第四彎最重要是分散投資和持有現金,由2007至2009年他就是持有大量現金而避過2008年大跌市的損失,他並忠告投資者,現在股價看來已經夠便宜,但你不可能知道大市在低位會維持到幾時,也不能肯定下一個趨勢是從偏低水平回升還是再跌。

第四彎.二之二

策劃:信報研究部

撰文:徐天任

言者諄諄

《第四彎》〈未雨綢繆〉(Preparations)其中有關「經濟準備」(Prepare the economy)的小章目指出:美國經濟在第四彎將會經歷有史以來最嚴峻打擊,各個經濟層面包括資產價值、生產、就業市場、工業結構都無一倖免,在危機來臨前,我們現在最好先行鼓勵市民增加儲蓄,並及早填補退休福利的資金缺口,盡快修訂稅制增加政府收入以改善財政赤字。有需要的話,情願讓經濟在現今第三彎衰退,也勝似在第四彎出現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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